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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妃退婚后全皇宫追悔莫及
民国回忆. 作者的话：我生于1924年，在民国时期渡过了我的青年时代。今应我儿康康的要求，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以饕读者。我生在江苏淮安，后来随父亲做生意辗转来到镇江，又来到武汉。我出生时母亲己生育三胎，头两胎都死了，第三胎就是我现在的大哥。为了使我们不致夭拆，父母相信民间“贱者好养”的说法，把我过继给一个有四个孩子的家庭当老五，于是我的小名就成了“小五子”了。我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我是吃馒头长大的。小时侯就很调皮，尤其不肯洗澡，非要和母亲一起洗才行。当时我家住在武i汉的平凡里。1931年武汉发大水，父亲动员里弄居民集资做防水墙，但无人响应，结果只有我们一家出钱，在巷子口筑了一道墙。眼看水越涨越高，己经从旁边街道转过来了。可是说也怪，水一到巷子口就停住了。于是皆大欢喜。邻居们都说：“金老板行善，感动了龙王爷”。我们家当时在民生路江边开了一个“民生大旅馆”，找们住楼下，楼上是客房。每天我们放学回来，总要在门口先看一看墙上的牌子。每一个牌子代表一间客房。如果有客，牌子就翻过来。牌子翻少了，我们就和家人一样焦急。日本占领以前我们的生意是蒸蒸曰上的。我们全家会在假期到苏州旅游，到民众乐园看戏，到友谊街吃西餐。弟弟爱吃煎牛排。我总是点香肠鸡蛋炒饭。我在回龙寺吉州小学念书，该小学是江西同乡会创办的。我在学校性格活泼，争強好胜，不甘落后。每天早上起床，找们几兄妹各自自己到前台拿钱吃早点。规定一人一角五分，自觉遵守。铜钱都一叠叠放好了，我们都一絲不苟，从不多拿。 出了门我就搭上一辆人力车，向学校飞跑，为的是早一点到校以便拿到一根童子军的体操棒，光荣地守在校门口。久而久之，那个人力车夫与我熟悉了，天天在老地方等我。我父亲见状，总送一些米票给他，说“一个女孩子家，难得有人照顾”。当时生意人都特意备有米票，以送给穷人。每天放学，由于不赶时间，我都是步行回家。那一条街老长老长的，叫前花楼街。学校门口卖一种寿桃形的面包，中间夹果酱，三角钱一个。找很想吃，可钱又不夠。于是就节约过早费，甚至不过早，积夠了钱就买了吃。学校规矩很严，老师也很利害。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情，老师大喝一声“金丽英，到前面来，把手伸出来”。我吓得心惊胆战，欲伸又不敢仲。老师一把抓过我的手，用教鞭狠狠打了几下。我哇哇大哭起来，不是由于疼，而是委曲。全班同学个个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回家后，我又痛痛快快大哭一场，父母都说：“我儿可怜，手都肿了”。实际没那么严重，当时是冬天，手是冻肿的。后来才知道，我并没有犯什么事，老师新来，杀一儆百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旅馆生意每况愈下。为了躲避日军轰炸，我们搬到德租界坤厚里居住。家中经济拮据。母亲结婚时的一点金银首饰被悉数变卖。父亲说：“先借你首饰用一下，以后赚了钱还你”，母亲默然。前途茫茫，有还的那一天吗？其时日冠步步进逼武汉，武汉抗战热情高涨。每天武i汉大街小巷都充池着大批游行和捐款的人群。但武i汉沦陷己成定局。国民政府机关已撤离，老百姓也四散奔逃。当时我正在一家天主教办的“圣约翰中学”读初一。有一天，一个名叫何永明的同学对我说：“延安有个抗大，正在招生”。我赶紧打听要什么条件。她说：“小学毕业程度就行，每人自备军装一套”。回家后我就闹开了：“我要抗日，要到延安去”。可父母死活不答应，“延安那么远，你才13岁，不能去。”又说路上关卡甚多，没有安全保障等等。我死闹活闹没有用，父母不给做军装，我有什么办法？此时教育界开始撤离。国立省一中、二中联合组成“湖北联中”，准备到恩施巴东一带办学。凡是有一定文化基础并有志求学的适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费用全包。我得知此消息兴奋异常，又去找父母闹。尽管父母舍不得，但这一次是国民政府所为，地方不远，就在省内。就答应了我。我高兴死了。找恨日本人，绝不留在武汉当亡国奴。我赶紧去报了名，报名处就在今天黎黄陂路小学拐角处。从此我踏上了流亡之路。报名后各个学生必须自行前往沙市荆州报到，然后再分配到具体教学点上课。教学点有两处，一处为恩施，叫作“恩施女高”，是省一中的底子。另一处在巴东，叫“巴东女高”，是省二中的底子。我临走那天，父亲提一口皮箱送我上船。十三岁的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这一辈子还能不能与亲人团聚。父亲在船舱内为我铺好了床，对我说：“小五子，我要走了，到吃饭时会有人来叫你的，与船员一起吃”。这是父亲最后一次为我铺床，从此以后我们就天各一方了。汽笛长鸣，父亲走了。由父亲在船上的朋友照应我。我到沙市接待站时，那儿己有三、四十个同学了。有一天我们几个人聚在一个小餐厅吃饭。一位当地的大哥问我们到哪儿去，我说去巴东。他惊呼：“天啦！你们这一群小姑娘要到那么远去？那儿可都是大山啦，一座接一座，可难走啦。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的，你们可要当心啊！遇到情况不对，马上抓一把黑灰往脸上一抹！”他还介绍了其它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就这样，还没有到校，我们就上了出门后的第一堂课。船到巴东时，我见到一幅从未见到过的奇观。码头又高又陡，台阶一级级向上延伸，好象无休无止，要一直通向半天云似的。:对于我这一个从未走出过武i汉市的小姑娘来说，其震撼力是空前的。学校在巴东县一个叫冉大河的地方。学校组织了一些当地人为我们搬运行李。他们人人背一个竹筐，手持一个丁字型的拐杖，象一队士兵，向冉大河出发了。每当领队的人一声吆喝“打歇”，队伍就齐刷刷地停下，每个人把手中的拐杖往地上猛地一插，将背上的重物支撑在丁字型的拐杖上，站着休息。领队的人一声令下，他们拔起拐杖就走。场面尉为状观。我们每天都要走五、六十里山路，个个精疲力竭，汗流夹背，脚上滿是血泡。晚上就歇在农民家里，在堂屋地上铺一些稻草，人就睡在上边。吃饭分几个小组，每组一盆饭一盆菜。饭是包谷杂粮，菜是煮南瓜，每天如此。有胆大的同学有时偷偷找农民买几个鸡蛋，几个人凑在一起加个餐，解解馋。到冉大河后开始上课。字校设在一个大户院内，三面是房子，中间作操场。课程有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还有体育、音乐等。我的成绩并不好，生活太苦，营养不良，头脑发昏，没有月经。此时武汉已经沧陷，邮路不通，家中音信全无。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完，我两手空空，连卫生纸也买不起，凡事只有靠同学之间互相帮忙了。我哥哥当时在重庆，在西南联大读书，与湖北西部可以通邮。我情急之下写信给他，希望他寄些钱来。以前在家中时，我对他百依百顺，给他烫熨衣服，给他擦皮鞋。如今我有困难了，他不会不管。但我失望了，他说他也困难，半工半读。不久他就随军去了印度，联系不上了。我们学校在冉大河呆了一段时间又搬到了罗溪壩。仍然是交通困难，生活艰苦，学校回复一日地为经费不足而困扰。教育厅的拨款常常成为最大喜信。不知不觉中我初中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女高职”商科学会计。我已经十六岁，三年来与家人完全音信隔绝。我有一个同学的老家就在附近一个叫沙道沟的地方。她家的人常给她送些食物来，她就邀请我们一起吃。我虽然不好意思，但腹中了无油水，就顾不得这些了。她家做的烤肉特别香，至今还难以忘却。她父亲是一位郎中，我病了就找她父亲看。一次在去看病的路上，她指着一大片富饶的田地说：“这田都是我们家的。”又指着另外一大片田地：“这一片本来也是我家的，后来卖掉了，都是为了我哥哥。”原来他哥哥是个共产党，被抓以后需要一大笔钱保释。他哥哥出狱后就远走高飞，不知所踪了。光阳似箭，不知不觉我己在鄂西转悠了六年（三年初中，三年高职）。在一个叫作红庙的地方，我商科毕业了。我被分配到湖北省银行会计训练班，每个月发生活费，算是结束了学生生涯。我在湖北省银行平价物品办事处当会计时与陈恭志结婚。他是江苏镇江人，抗战初期逃到大后方来的。我们结婚的时侯，单位借给我们一张床，:房子是租的。没有什么物质享受，但我们非常幸福。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都乐开了花。大街小巷鞭炮齐鸣，罗鼓掀天。大后方政府机构开始东迁。我们夫妻随省银行回迁武汉。亲爱的武汉，亲爱的家，我十三岁出去，今天又回来了！但时光任冉，一切都已物逝人非。以前我那温暖的家已不复存在了。民生大旅馆早己被日本人糟蹋得一蹋糊涂。生意设了，生活没着落。一家人颠沛流离。我在利济路崇仁里找到了母亲和三个弟妹。父亲则不堪生活重压，远走他乡，没有了音讯。战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内战频乃，物价飞涨。我们先后在沙家巷、千祥一商店楼上，二跃小路过街楼等处住过。为讨生活，我将弟弟送给人家做学徒，让大妺用我的毕业文凭去应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父亲的背叛击垮了母亲，她不久就去世了，死时只有五十几岁。她临死叫着我哥哥的名字，希望他赚钱回家。但谁也不知他的下落，只知他以前在印度打仗。1949年，共产党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天晚上，有一个人来找我丈夫，要他搜集本单位的各种资料，说解放军不久就要进城，要准备接收。我丈夫按要求搜集了多方资料交给来人。我感觉到世道就要变了。就象演电影一样，上一幕演完了，下一幕即将开始。我夫妻两人当时都很年轻，整天忙于生活的重压，没有精力关心政治上的事。其实共产党就在身边。我单位一一湖北省银行的总头头周苍柏就是一个共产党。当初我们民生大旅馆的房屋产权就是他们家的，是我父亲交给他弟弟X千现洋做抵押，才办起了民生大旅馆。'人老了容易怀旧，我希望我的后代能永远记住我流亡后方的时光。 作者金丽英 2019*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