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辨误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唯属三国这一段最为国人耳熟能详。三国历史之所以为国人喜欢，无他，人物与谋略耳。人物因谋略而出彩，谋略因人物而增色，二者相映成趣，引人入胜。三国中谋略之深甚至夸张到会误人子弟的地步，故有：“少不读三国”之说。在三国众多的人物与谋略当中，人物之杰首推诸葛亮。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个传奇。被视为智慧的化身。谋略之深也唯诸葛亮《隆中对》为翘楚。《隆中对》是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的战略决策。该《对》一出，世所叹服：被誉为“一对足千秋”，诸葛亮也因此一“对”成名。被后人称为“未出茅庐，即三分天下。”的旷世奇才。可以说在人物与谋略的关联点上，诸葛亮与《隆中对》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结合得非常完美。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规划真的那么完美无缺吗？仔细加以推究，却发现《隆中对》其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战略方向性错误。正是这个错误导致西蜀政权走向失败的道路。《隆中对》提出之时。正是汉室式微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相互博弈之际。诸侯纷争皆有代汉而立篡夺　　天下之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魏、蜀、吴三国首脑曹操、刘备、孙权。在公元208年，即建安13年赤壁之战前，曹操已统一北方，孙权割据江南已历三世，唯独汉室宗亲刘备四海漂泊，脚下无立锥之地，空怀大志却无由施展，其内心的焦灼是可想而知的。汉建安12年，公元207年岁末至来年春，经人推荐，刘备三顾茅庐到襄阳隆中造访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成就霸业。果然，诸葛亮与刘备相见后，面对刘备的咨询，提出夺取天下的战略规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具体节略如下：“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可以明显看出《隆中对》是一个将谋取天下分为荆州四川中原三步走的战略规划。根据《隆中对》所提出的三步走取天下的战略规刘备集团顺利完成前两步，先得荆襄，后取西川，于公元221年，建安26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正式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三的蜀汉政权。可以说《隆中对》的战略规划至此完美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战略分析、决策的经典之作。其第三步北伐曹魏也成为日后蜀汉政权直至灭亡都奉行不渝的建国国策。其实《隆中对》提出的谋取天下的战略规划表面上是三步走，实际上暗含第四步规划在内。即如第三步北伐灭魏之后，必然还是要南下吞吴，实现真正的蜀汉大一统天下。只是这第四步没有明白说出而已，但确实是题中应有之意。这是一个先北后南的统一策略。不能说不丰满，但是这其中恰恰犯了一个战略上方向性的根本失误，最终导致《隆中对》谋取天下的战略满盘皆输。尽管在北伐中原过程中，诸葛亮鞠躬尽瘁尽其所能地五出祁山，最终还是因对手过于强大而力不从心，在北伐途中病死军中，留下千古遗恨。为什么说《隆中对》犯了方向性的战略误判，因为它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什么原则？很简单，因为它违背了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行事原则，拿鸡蛋碰石头以弱击强，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相反，只要比较前两步占荆襄、取西川过程，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都是柿子拣软的捏，根据自身实力，先打弱敌，从而实现战略目标。而第三步战略目标则以当时最强的曹魏为主攻目标，没有根据自身实际国力和不利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在荆州已失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强行出击，诸葛亮纵有通天之能，焉得不败。以当时的天下大势而言。在魏蜀吴三国相互博弈的关系中，三国都要根据自身的终极战略目标选择不同的方略以求一逞。魏国地广人多、兵强马壮，是三国中的老大，其终极目标自然是灭吴吞蜀一统华夏。蜀国素以汉室正统自居，以兴复汉家天下为己任，其终极目标也是当霸主平天下。而吴国主要心事在于割据江南以求自保。从吴国是继魏蜀之后最后一个称帝的国家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吴国是三国中进取心最弱的国家。面对强势咄咄逼人的魏国，吴蜀之间建立联盟关系对抗曹魏以求自保，自然是首选战略。这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刘备集团的战略终极目标不是地方割据，而是统一华夏，所以与吴国联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立国之基。刘备集团要想实现最终的宏图霸业，总体战略应该分为四步走。即第一步取荆襄，第二步进西川，第三步应该是培元固本，然后顺流东下灭东吴，第四步战略目标才是伺机北伐定鼎中原，这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略规。这个四步走的战略部署中，第三步最为关键，这一步方向走对了，进可北伐中原一统华夏，退可与北方曹魏政权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对峙之势。按照这个战略规划，先南下，再北上，与先北进再南下相比，显然要容易的多。因为当刘备集团在取得荆襄与西川之后，对东吴而言已经具有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第一：当时西蜀鼎盛之时，北控汉中，甘南陕南，南握云贵、广西、东据荆襄，已形成带甲数十万、跨地百万平方公里的割据势力，其实力虽不如曹魏，但与东吴相比已近似比肩不遑多让。况且刘备称帝以汉室正统继承人自居，对天下人有极大的号召力。此乃天时之利。第二：吴之难图，关键还是在于有长江天险为依托。当年曹魏攻吴，赤壁之战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擅长水战，吃了地理劣势的大亏。而吴国凭借的长江天险的优势对居于长江上游与扼据了长江中游荆襄要地的蜀国来说根本不存在，甚至反成了劣势。此乃地理之优。蜀若伐吴，有舟楫之利可以提供便捷快速的后勤保障，不像伐魏，粮草军需要靠人马由陆地运输，蜀道之艰，难以为继，数次北伐都因此原因功败垂成。所以，伐吴，可发挥地理优势，伐魏，则丧失地理优势。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后来司马氏西晋统一天下进程就是采取先灭蜀后灭吴的方略，利用蜀对吴的地理优势，沿江东下，势如破竹一举灭吴。此乃地利之优。唐代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很精彩传神地描绘了这一过程。诗曰：“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首著名的七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西晋楼船利用地理优势，沿江东下摧枯拉朽一战灭吴不可阻挡的气势。第三：西蜀鼎盛之时，在人才将才方面，对吴国有压倒性优势。赤壁战后，周瑜病故。吴国再无杰出的具有进取天下雄心的超一流济世之才。皆是守成之辈。文无诸葛孔明之智者，武无西蜀五虎上将之威者。此乃人和之胜。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蜀国这边，只要不急着出头争老大，韬光养晦埋头苦干若干年，培厚国力军力，同时表面上抗魏与吴修好，实际上用勾践灭吴之策，千方百计消弱吴国国力，假以时日，待时机成熟，寻衅伐吴，以诸葛之明，五虎上将之威，有荆襄之助，借助地势之利，一鼓东下，灭吴未尝没有胜算。如果《隆中对》采取这一方略，其义应改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近可以为援然阴可远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已成帝业。……若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昌、鄂（武昌、鄂州），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巴蜀，一鼓而下建业，待灭吴之后，北伐曹魏……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与先伐魏后一统天下的战略步骤相比，这个先南后北的方略，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策略。可惜，一步错，步步错，最后只能“遗恨失吞吴”了。自古以来在取天下的过程中，战略方向的确立都是最为关键性的问题。例如楚汉相争之时，刘邦用张良之计，先取齐鲁，后逐鹿中原，垓下一战灭楚。元末，朱元璋先南后北方略，扫平南方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集团，再北伐中原，驱元虏于大漠之北，遂定天下。近代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提出先取关外，再图关内的总体方向性的战略构想，也极为正确英明，为后来顺利打败蒋介石集团奠定稳固基础。其后解放战争中著名军事家粟裕大将提出集中力量在江北与蒋介石军事集团作战，其后南下的方略，也是审时度势的英明的方向性战略决策。这两次决定性的方向性方向性战略决策，导致了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顺利取得全国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都是战略方向性决策准确选择的成功范例。相反因战略方向性选择错误导致失败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例如，二战中，德国在英国未亡之前仓促发动侵苏之战，日本参谋本部决策放弃北进而贸然选择南下太平洋偷袭珍珠港之战，都导致最后加速了国家败亡进程。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都充分说明战略方向性的选择是如何重要。在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国博弈之际。美、中、俄、三国关系有些类似当年魏、蜀、吴三国关系，欲争雄寰宇，战略方向性的选择实为关键。《隆中对》的历史经验教训似有值得借鉴之处。《隆中对》在战略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一手好牌打坏，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可以说《隆中对》既结出蜀汉政权胜利之花，也埋下西蜀国衰亡之果。确实成也《隆中对》，败也《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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