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从喜欢吃肉变得喜欢吃萝卜了俄从喜欢吃萝卜变的喜欢吃肉了

想到第二天周一就要离婚了，肚子里的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车上还是忍不住哭

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位病重的信徒离开，估计是刚祈福完毕

文学作品中的护士形象(转载)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医护人员的形象建构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广泛地受到公众的关注。而作为文学作品所惯常书写的人物群像之一，医护群体在所有的职业群体中也是较为突出的。因为疾病是比爱情更为普遍的生命经验，所以在历来的文学作品里，都不乏对医护人员的描写。相对于数量众多且个性鲜明的医生形象而言，文学作品中的护士形象则较为匮乏而模糊。这大概与护士职业的历史短暂有关。溯源全球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是南丁格尔于1860年始建，距今也不过160年的历史。而从南丁格尔以一己之力的创新，到现代护理观念在欧洲和北美的盛行，再到世界各地的接受与传播，也历经了近半个世纪之久。我国首个护理组织协会成立于1909年，这个在庐山牯岭成立的中国中部看护组织联合会，即是后来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而这个协会名称中，“看护”而不是“护士”的命名，也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护理学仍有欠标准化、专业化。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名作《日瓦戈医生》里，日瓦戈是大学医科的正式毕业生，尽管在动荡纷乱的战争年代被迫辗转于各地医院工作，仍不失为一名出色的医生。而日瓦戈医生的情人拉里莎的看护身份则是非正式的。拉里莎大学毕业，做过家庭教师，只因到前线寻找久无音讯的丈夫安季波夫，才临时在战地医院当了女看护。像拉里莎这样的女看护大多没有接受过护理学的正规教育和专门训练，却是护理史上长期存在的过渡。在丁西林的独幕剧《一只马蜂》里，吉先生在生病住院时爱上的余小姐，也是一名看护妇。剧中有这样的对话：“吉先生：‘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吉老太太：‘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余小姐：‘你想，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剧中余小姐的辩词多少能让我们明白：在“看护”的工作职责中，照顾病人日常饮食起居的成分要远大于医学意义上的辅助治疗成分。从“看护”到“护士”，当然不仅是命名上的简单的字词变化，更多地意味着这一职业工作重点的转变以及专业含金量的大幅提升。191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护理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我国第一位护理专业留学生钟茂芳当选为副会长，她在与汉学家们反复磋商之后，提出将“nurse”的中文翻译由“看护”改为“护士”。来源：文艺报　|　程桂婷　　2020年05月11日0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