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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龙战
在北京买房子被诈骗，报案后遭到公安和检察院相互甩锅怎么办？ 大家好，我叫王俊杰，说一说我在北京丰台区买房子受到诈骗，报案后在公安和检察部门受到的遭遇。<br> （一）案件具体经过：<br> 我于2012年6月份，路过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甲1号的“鸿坤国际大光酒店”的楼下，看到大厅里摆放着售房的沙盘，随后有售楼人员走过来向我讲解楼盘的情况，谈妥之后，我于2012年6月28日、7月28日、8月30日，分三次总共付款220万元，购买了楼盘所属公司北京泰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两套现房，房屋产权名为《中国企业家大厦》，泰丰公司销售经理赵光烈与我签订购房合同并加盖泰丰公司公章；合同明确约定2013年6月30日交房（以上事实由证据一付款收据、证据二部分购房合同内容可以证明）。受售楼人员引导，我将220万元购房款，其中100万元分两次以现金形式汇入泰丰公司法人张爱华的农行个人卡上，另外120万元以现金形式汇入销售经理赵光烈向我提供的泰丰公司四位员工的中国银行个人卡上，再由员工转交泰丰公司财务，四位员工包括（公司财务经理袁雪琴，办公室主任戎振禹等人），以上付款均取得了汇款底单和泰丰公司财务部的向我开具的现金收据。到合同约定交房日，泰丰公司以大楼需要改造为由多次延期交付，直到2015年，我由其他购房人处得知大楼早在2012年3月已被丰台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轮候查封，此过程中，泰丰公司及其参与的工作人员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法院查封的房子卖给我，其真实目的并不是卖房子，而是骗取我的钱财，完全附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泰丰公司疑构成合同诈骗。<br> 意识到被骗以后，我于2015年3月4日以合同诈骗为由向丰台区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报案，经侦大队向我开具了载有“泰丰公司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受案回执（证据三受案回执），至2018年4月4日案子经北京二中院审理（二审）终结。结案后发现，判决书中罪名部分仅认定了“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而漏掉了“合同诈骗罪”，犯罪主体部分仅认定了销售经理赵光烈一人而漏掉“泰丰公司”和其法人张爱华（证据四赵光烈刑事判决书）。<br> 此判决造成的后果有：<br> 一、把我的身份由“受害人”变成了“证人”，使我丧失了对不公平判决申诉的权利，侵犯我合法的诉讼权利，我被诈骗的案发款项220万元在八年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追回，并且得不到任何说法，对我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br> 二、并未追究犯罪主体“泰丰公司”及其法人张爱华二者的任何法律责任，此二者得以逃脱，至今仍逍遥法外。隐瞒大楼被查封事实并诱导我购房的行为，是泰丰公司及其法人张爱华和销售经理赵光烈三者共同所犯，他们三者的同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即：“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两个罪名属于犯罪竟合，既是“合同诈骗罪”也是“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而“合同诈骗罪”的法律后果明显大于“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的法律后果，丰台公检法三家职能部门应在法律上从重追究罪犯的责任。<br><br> （二）维权过程<br> 由此我开始了寻求案件办理过程真相的漫漫长路，经过不懈努力，我得到了如下回复：<br> 2020年4月27日，丰台公安分局法制科冯警官告知我：此案由丰台公安法制支队于2017年4月以“合同诈骗罪”的罪名向丰台检察院提交。<br> 2020年5月16日，丰台检察院承办案件检察官侯继男告知我：她并没有收到“合同诈骗罪”案件。她收到的是包含《2017京丰公起诉字590号起诉意见书》的案件，起诉意见书上所载内容是“赵光烈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590号起诉意见书上只有一个罪名就是“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证人王俊杰（我本人）。573号起诉意见书她没有收到。<br> 2020年6月8日丰台检察院陈峰、吴凯二位领导对我回复：丰台检察院并未以电话的形式指导丰台公安法制部门变更罪名。<br> 2020年7月31日，丰台公安分局信访科刘科长及张警官对我回复：丰台公安于2017年4月21日向丰台检察院移送了包含《2017京丰公起诉字573号起诉意见书》的案卷，起诉意见书的内容为：“赵光烈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和合同诈骗罪”，受害人：王俊杰、刘金昌、张建平等人，起诉意见书载有“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和“合同诈骗罪”两个罪名。<br> 2020年8月31日，丰台公安分局法制科案件承办人姜艳丽警官对我回复：2017年4月21日丰台公安法制科将她本人制作打印的《2017京丰公起诉字573号起诉意见书》移交给丰台检察院之后，接到了丰台检察院的电话通知，指示她把“合同诈骗罪”删掉。她遵照电话内容，重新制作并打印了《2017京丰公起诉字590号起诉意见书》，内容是“赵光烈涉嫌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删掉了“合同诈骗罪”，只保留了“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一个罪名，王俊杰（我本人）的身份也相应变成了证人，因为“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的罪名下，受害主体是国家，而非自然人，也就是根本没有受害人，不涉及追缴财产，姜艳丽警官于2017年4月25日将590号起诉意见书再次向丰台检察院移交。在电话交流中，我向姜警官强调被诈骗事实，恳求姜警官能否以“合同诈骗罪”再向丰台检察院提交，我明明是“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被姜警官明确拒绝。<br> 2020年10月13日，丰台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侯继男告知我：她并未以电话的形式指导姜艳丽警官变更罪名。并且没与姜艳丽警官通过任何电话。<br><br> （三）、分析丰台公安民警不当履职行为<br> 由上以内容，我认为姜艳丽警官在说谎话，她为保护罪犯私自变更罪名，利用职权枉法办案。用丰台检察院领导吴凯的原话说：公安与检察院两家并不以电话形式交流案件，而是以文字、文件的方式，况且变更罪名如此重要的事件，检察院更不能草率地用打电话的方式要求公安部门做变更，这是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退一步讲，即使姜艳丽警官接到了这样的电话，也应该要求丰台检察院出具文件，说明变更理由和依据，才能进行变更；同时，姜警官应遵守人民警察“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宗旨，如果事实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应保持公安部门依法办案的独立性，坚持以“合同诈骗罪”移交检察院。但是很遗憾，姜警官在与我本人的电话交流中，开始她认为此案属于“合同诈骗罪”，但是丰台检察院不认可，她表示也没有办法；后来她又说，她不认为此案构成合同诈骗，她认为是合同纠纷，她认可590号起诉意见书的内容，她认为案件事实仅仅是赵光烈构成非法处置查封财产罪，她不认可泰丰公司及法人张爱华和赵光烈三者共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可是，丰台公安的经侦大队和预审部门对我回复，当年的确是以“合同诈骗罪”的罪名向法制部门移交的，而法制部门再向检察院移交的时候，就把罪名变更了，表示法制部门有根据案件性质变更罪名的权力，作为老百姓，我充分尊重和服从国家法律赋予法制部门变更罪名的权力，但变更之后，是否至少应该向我这个受害人发送案件撤销通知书，告知我法制部门依据职权或依据哪条法律被撤消了泰丰公司的合同诈骗罪，履行告知义务，说明原委，而丰台公安法制部门和姜艳丽警官，并未做到这些，从2017年4月份变更罪名，至我信访到法制部门之前，他们一直在沉默。这几年以来我一次次的电话追到公安、检察院、穷尽了各种信访程序、了解到这个过程，我想说丰台公安法制部门刻意隐瞒案情，故意为难老百姓，这样做你们内心真的很踏实吗？<br> 我从2015年3月4日向丰台公安报案至今，无数次以各种方式询问丰台公安案情进展，无不回复已移交丰台检察院，等候法院判决的消息。（市长热线12345案件记录信息可证）<br> （四）结论：<br> 纵观案件全程，丰台公安法制部门并未向丰台检察院移送案件的全部事实，其移送的反映赵光烈非法处置查封扣押财产罪的事实部分，并不能掩盖“泰丰公司及法人张爱华和赵光烈三者共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丰台公安法制部门至今仍把以上三者所犯“合同诈骗罪”事实牢牢控制在法制部门，不让三嫌犯的“合同诈骗罪”走出丰台公安分局半步，致使法庭至今无法审理以上三者犯“合同诈骗罪”的案件，承办此案的姜艳丽警官以及参与办案的其他警官，在案件中充当了罪犯保护伞的角色，他们未尽警察之责，未维护司法公正，他们涉嫌隐瞒事实真相，采用偷梁换柱、混淆概念的方式维护罪犯，他们不依法履职，不正当履职，枉法办案，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致使嫌疑人在案发后至今8年时光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现在依然逍遥法外；同时增加了我作为受害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延续并扩大了我的经济损失，正是他们的渎职行为，致使我的冤屈在报案5年来得不到申诉。<br> 十年了，在被泰丰公司诈骗的近十年中，每个夜晚我思虑最多就是如何维权，为了能够尽早得到说法，维权路上，我历尽种种艰辛与磨难，遭受无数白眼与打击，眼前的孩子一天天长大，老人的身体一天天衰老，生活负担日益加重，忧愁的情绪时刻都在侵蚀着我的健康，大部分时间都在抑郁悲愤中渡过，从三十岁步入四十岁，我的前半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被诈骗后的焦急忧虑之中，又有今年疫情，生活负担、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各种焦虑不断加大，摧残折磨着我残存的意志，厌世悲观情绪在心底无边蔓延……<br><br> 迫于无奈，我只能在网上通过这种方式诉说我的遭遇，面对强大的公安检察院等权力部门，他们的公职人员如此不做为的事实，希望广大的网友们给我出出主意，我到底应该怎样维护我的权益。<br><br> 以上所有内容均属实，我对我所表述的所有内容负法律责任。<br><br> 王俊杰<br> 17813228083/13522369966<br>楼主在马连道为距离鸿坤国际大光酒店这么近，就看不到这个酒店隔12年就换名字吗？我住湾子
